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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吴天明对我影响很大他晚年壮志未酬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0 08:27:29 阅读: 来源:清水离心泵厂家

张艺谋:吴天明对我影响很大 他晚年壮志未酬

张艺谋前往吴天明家中祭拜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3月6日晚上10时,夜幕下的北京渐渐恢复了平静,而在城北的北太平庄北影厂周边电影人聚集的地区,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记者在一家工作室二楼的小会客厅里,采访了久未露面的著名导演张艺谋。

今年以来,连续有5位著名导演去世,影人同悲。特别是4日凌晨因心肌梗塞去世的重量级导演吴天明,被称为“第四代导演的旗帜”、“第五代导演的教父”,这位影坛巨匠的猝然去世,在中国电影圈引起极大震动。

作为他提携、任用并给予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文悼念:“惊悉吴天明导演去世,震惊难过,几个月前还跟他共同筹划一部影片,不料竟成永别!吴导一路走好,嫂子和女儿节哀保重!艺谋”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身穿黑色外套的张艺谋,表情凝重,比以往更为消瘦。他近日正忙于为新执导的电影《归来》做后期,日程安排相当紧张。提起“恩师”的突然辞世,他难掩心中的不舍和痛惜,“太可惜了,以他的身体,怎么也应该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

谈话中提到吴天明时,张艺谋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头儿”,这是那个年代对领导特有的尊称,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有“敬仰和敬佩”。谈到吴天明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时,他说:“在中国电影史上,有关80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

拍《老井》慧眼识才坚持体验生活

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都谈了些什么?

张艺谋:大概是去年8、9月份吧,他找我谈一个合作的事儿,一起吃的饭,还有他女儿吴妍和我女儿张沫,谈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我们时常见面。

记者:第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张艺谋:第一次是1984年,我和陈凯歌、何群拍《黄土地》,到陕西选景,当时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分到广西厂,钱很少,车还坏了。当时有人介绍我们去找也在绥德拍戏的吴天明,他也算我们师兄。当时他正在那里拍电影《人生》,见到我们特别热情,很豪爽,说“年轻人不容易,拨一辆车,开回去,跑陕北”,连汽油都帮我们出了。当时我们特别感动,在陕北跑了上千公里选景。那是凯歌第一部戏。那时对他的印象是:对人热情,真诚,而且是真的,他的形象也是典型的西北人,跟我是老乡,淳朴,就是那种土地上的感觉。我和凯歌当时都感叹。当时就有传说他可能是下一任西影厂厂长的人选,大家对他充满期待。

记者:当年拍电影《老井》时,您作为非职业演员,得到吴天明的哪些点拨、提携与鼓励?他是怎么想到要让您来演男主角的?

张艺谋:我原来是担任《老井》的摄影师,和西影厂的陈万才搭档。当时《黄土地》刚拍完,第五代导演崭露头角,被关注,我被借调到西影厂“新老搭配”。选演员“孙旺泉”的时候,我带一个组,要选瘦的,就拿我当样板,全国找,结果选不到合适的人,最后说让我试一下,我当时都震惊了,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紧接着就到山西体验生活,前期三到五个月,要求打磨得像个农民。因为他是师从导演崔嵬,讲究“从生活中来”。那时太行山那个村子里没有水,3个多月不能洗澡,条件非常艰苦。后来我从山西到北京找莫言谈《红高粱》,莫言说我像他们村的生产队长。那个年代那种作风、团结,今天没有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生活,直到今天依然印象深刻。那时候每一部电影,都要求主要演员体验生活。我现在拍《归来》,表现那些失忆的人,要从生活中来,那是中国文化人的创作,直到今天受益匪浅。

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伯乐”

记者:请您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西影厂,以及正当盛年的吴天明导演的主政风格。

张艺谋:“头儿”是1986年任厂长,当了6年。我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都是在他任上拍的。他的主政风格是:雷厉风行,淳朴、真诚,是个干事业的人,而且是内行,特别爱护创作人员,把创作人员放在第一位,爱护人才,而且不是装出来的。他把我爱人(前妻)从外地调到西影厂,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户口、工资、两地分居,诸如此类,解决了很多创作人员的燃眉之急。这几天西影厂还设了灵堂,很多人排着队去吊唁他。

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

记者:您对他的电影风格怎么看?

张艺谋:他的风格很像台湾的侯孝贤,只是更硬朗,都是那种乡土的、从土地而来的质朴。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东西,他们这一代很注重真情实感,也许从技术、技法、观念上说他们可能落后了、落伍了,但是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第五代导演在民俗元素的陈列等方面追求更有形式感的东西,拍《老井》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过瘾,后来“头儿”得了国际奖,回过来看发现,他的创作风格是大师级的,是无形的,就是他不追求华丽的、形式感的东西,他就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正如俗话说文如其人一样,那真的是一种返璞归真。

记者:他的电影风格是否也影响到您的电影风格?

张艺谋:现在的商业电影拍得要好看,各种手段,都拍花了。不过回过头来,向“头儿”学习,静下心来,他的那种执着、凝重、朴素的叙述,特别可贵。我和他都是陕西人,是老乡,有共性,有纯朴的一面,也有迟钝、木讷的一面。我的电影里爱用陕西老三色——黑白红,他的《人生》、《老井》里也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才感觉到非常可贵。

记者:他是否也想拍商业电影?您对商业电影怎么看?

张艺谋:他想,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我们还能庸俗一下,拍点商业片,他们这一代做不去,他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对此他很痛苦,虽然他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那种纯粹地为艺术的观念,他自己认为是一种悲哀,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非常了不起。他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品格、情怀,那种坚持是发自内心的。今天我回忆起来是充满了对他们这一代的仰视的,过去我们曾经说推翻第四代、把他们拍到沙滩上,蔑视第三代。今天,经过几十年后,重新回望,反倒充满了敬仰和敬佩。

八十年代:电影受到文学的深度“滋养”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启蒙运动,电影在那个反思与反省并举的过程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您有何评价?

张艺谋:八十年代最可贵的是当时社会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空前的。那时候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那时候的美展、影展看的人都特别多。那个时代的文学空前繁荣,电影受到文学的滋养。“头儿”那一批电影厂的厂长,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就是导演的“皇上”。因为他们对上、对下都要负责,而且他们有经济指挥权,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担在他们十几位厂长身上。基于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能够给予我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力,没有他就没有《红高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是爱惜才华。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一次是拍《红高粱》,而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

记者:他在中国电影史上会有怎样的地位?

张艺谋:说到中国电影史,无论如何,八十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这一是因为他自己的作品,二是他扶持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成名作,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当年我拍《红高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种高粱的3万块钱,都要急死了,“头儿”悄悄把钱给我,说拿去赶紧种,当时剧本还没通过呢,一个月之后剧本才通过,据说也是他打了保票才通过的。

晚年“很纠结”感觉到他“不快乐”

记者:1994年吴天明回国后心态上有哪些变化?他晚年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如何?

张艺谋:他晚年能感觉到他不快乐,想拍的电影不能痛快地拍,又不愿意做那些应景的东西。经济上,感觉不宽裕,现在东西都贵,他也应该算“北漂”吧,反正我一直是“北漂”。他想做很多事,像建电影基金会、办电影学院,很多计划,都没来得及实现,壮志未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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