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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2013经济政策主线

发布时间:2021-01-21 16:09:55 阅读: 来源:清水离心泵厂家

李扬:2013经济政策主线

对待投资不能一边依靠、一边批判,而是要抱以“敬畏”的态度,定位科学的投资方向,并促进民间投资,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了新一届政府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初步判断,以及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会议指出,明年的经济工作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要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  可以发现,追求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平衡,仍然是新一届政府经济工作的政策诉求。事实上,这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政策目标一直纠结贯穿于过去多年的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之中,并随着国际与国内经济形势的波动,成为动态调整政策的侧重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着怎样的走势,又潜藏着哪些国际与国内风险?2013年宏观调控发力方向应指向何方?又要避免哪些误区?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  稳中求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无论从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雄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还是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人力资源来看,经济的长期增长都有较大保障。  在此之前数日,中共中央11月30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明年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国际国内形势?  李扬:2013年,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作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转向“结构性减速”轨道,未来5~10年,一位数增长率将成常态。  我们称这种减速是结构性的,主要指的是,就经济结构而言,我国的制造业就业率已达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而在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普遍低于制造业。  就生产要素结构而言,我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趋减,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和技术进步;而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弊端。我们称减速是结构性的,还意味着,这种减速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经济周期的一个特定阶段,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平台。面对这种周期性减速,依靠需求刺激政策不仅难以恢复两位数的增长,还会推高通胀(及资产价格)。这就给我们今后的宏观调控政策确定了规矩和方向。  然而,我希望强调的是,结构性减速固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更多地则是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抓住这一机遇的核心,是将我国经济运行的指导方针全面转移到质量、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在这样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中,我们应当全力推动全面、深入的结构调整战略,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简言之,稳速增效的核心就是用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弥补速度下降的缺口,进一步增进财富积累,提高人民的福祉,并藉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  总的来说,明年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下来,但是质量和效益会提高。现在看来2012年GDP增幅可能放缓至7.7%,2013年则预计保持在8%左右。这跟过去十年平均9.8%的增速相比,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  大家不妨注意一下,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政策中诸如“快”、“大”这样一些量的指标,恐怕会逐渐变少;而“质量”、“效益”、“成本”这样一些质的指标、内涵性指标,出现的频率将会不断提高。我以为,这是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后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  扭转虚高增长  过去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存在较大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和产能浪费,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去那样精彩。在李扬看来,摒弃唯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不仅是降低增速,更是去除增长水分。  《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国内经济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扬:按照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未来,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险些又出现了新一轮过度投资的冲动。党中央国务院见机得早,方才防范了这种“地方版”的过度投资的发生。但是,盲目投资的冲动依然存在。这些投资,相当部分是可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的无效投资,由此形成的经济增长也是无效的增长。  《财经国家周刊》: 如何看待增速虚高的现象?  李扬:在近期的一系列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要的是没有水分的增长。这是今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增速过高,难免拖泥带水,泥沙俱下,形成一些水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的水分,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分析。  其一可称增长的外在水分。近几十年来,撇开外需不论,我们的增长主要依赖国内投资。如果这些投资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又都能被国内消费有效地吸收,那么,这种增长是无水分的;但是,倘若投资不能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或者索性就是豆腐渣,或者,生产出的东西形成积压,卖不出去,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从而消费力不足的同时出现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与这种状况对应的经济增长便应被视为水分。  其二可称增长的内在水分。这指的是,对于定量的经济增长,我们的投入过多。这涉及经济学的另一金科玉律,即我们追求的是:用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产出。这里的问题,正是习总书记强调的效率问题。换言之,高投入、低产出对应的是无效率、低效率的增长,这里的效率损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在水分。  其三可称破坏生态的水分。这指的是,我们的增长对生态产生了破坏,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扣除这些破坏和污染,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增长要大打折扣。这些折扣就是增长的水分。  我以为,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压缩各类水分,使得经济增长实实在在地形成改善民生的产品、劳务和环境生态。这个压缩水分的过程,正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  正面积极看投资  本次工作会议提出,未来中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这样的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谓机遇、问题都集中于投资。当下,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和健康发展就要放下投资的观点较有市场。这种观点是否符合中国经济现实?  李扬认为,对待投资不能一边依靠、一边批判,而是要抱以“敬畏”的态度,定位科学的投资方向,并促进民间投资,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 2013年,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将如何定位?你认为应该如何对待投资这驾马车?  李扬:本次会议在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任务时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同时,要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据我的印象,如此将消费和投资同时并提,而且没有责难高投资,这是很少见到。这表明中央在把握经济增长的动力的结构方面,做到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对于消费,提的要求是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对于投资,提的是关键。消费与投资,一个基础,一个关键,非常耐人寻味。  在过去30年历史上,中国的增长,若就国内因素而论,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是个事实,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一提到投资,我们总将它说成是一个负面因素,觉得高投资是个病,是需要转变的扭曲因素。这不符合经济运行的事实,也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我们的目标似乎是要让国内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这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将之极端化,则可能走向谬误。美国、欧洲的经济增长动力都是国内消费,然而,这种增长模式导致了其增长缓慢,以至于凸显消费过度,不得不负债消费,形成负债经济。事实证明,这一模式也并不是科学的。  此外,中国目前没有依靠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基础,因为中国还没有国际货币发行权,没有让别人替你的消费买单的能力。因此,以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喊了多年,而消费占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并没有增加。  因此,对于投资,我们要正确对待。越来越依靠它来拉动增长,理论上和政策上却总在批判它,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对于延续多年的事实,我们至少要有敬畏之心。  在给投资摆上了正确的位置的基础上,未来的主要工作是选择好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经济工作和强调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同时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财经国家周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你认为,下一步城镇化的推进措施将重点着眼于哪些方面?  李扬:关于城市化,此次经济工作和突出谈到了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问题,突出谈到了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的过程。对这一点的强调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谈城镇化很少谈质量,很少谈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融入,应当说是一个欠缺。  如果仅仅追求城镇化的规模方面,那就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卖户口来提高城市化率的问题。城市化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进程,是事关中国命运的事情,可是若不注意质量,人们就会质疑:我们究竟要城市化干什么?  注重质量的城市化,就是城市要宜居,大家到城市来能够就业,要能够享受公共服务。而且,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还要特别考虑到城市和农村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以为,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加强调城镇化过程中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更加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强调进城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问题。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泰国是另一个类型,问题之一是政府社保做得不够,二是企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国家社会分化,政府没有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也包括企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虽然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民主,但却几乎没有希望。在那里,民主与暴力、无秩序、贫穷相伴。  《财经国家周刊》:一次分配与企业结构有怎样的关系?中国需要在分配方面注意什么?  郑永年:什么样的企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一次分配。如果说中国的分配不公平,主要是一次分配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的调节。任何国家如果把二次分配作为主体,几乎肯定会失败。欧洲福利过度,实际上就是二次分配太过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要做大,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很多国家,国企和民企不平衡是收入不平衡的原因,包括新加坡。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个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衡。如果企业结构不良,二次分配也没有用。中国的国家税收能力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太强调二次分配也没用,最多就是做一些“杀富济贫”的事情。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结构不平衡,如何牵制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郑永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20多年时间成功使中产阶层壮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不充分,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结构的问题;二是因为社会保障政策没做好,比如(一个家庭)小孩上学,生一场病,可能就返贫了;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国有企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城堡,一般人进不去。为什么有官二代,富二代,就是社会阶层固化了。固化,就是企业结构有问题。  中国要做的,一是要改变经济结构,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平衡;二是开放制度。中国税收能力强大,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说明制度出了问题。西方是税收越来越高,但是他们有民主,所以钱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中国没有相应的制度压力和制约,只是单向互动。也就是说,只能靠好的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到好的分配。在中国,如果只强调税收二次分配,可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中产可从房产起步  新加坡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伴随着政府的组屋政策和中央公积金政策起步的。新加坡80%的公共住房覆盖率,保证了除富裕人群以外的大多数国民“居者有其屋”,从而保证了该国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中国近几年的保障房建设,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房压力。然而,如何通过保障房建设进而起到扶持中产阶层壮大的作用,仍有待向新加坡等地学习。  《财经国家周刊》:新加坡的中产阶层壮大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设计特别重要,一个是组屋政策,另一个是中央公积金。中国如何借鉴?  郑永年:当然是从公共住房入手。应该由国有企业做起来。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覆盖率达到80%,香港也有40%,中国目前只有不足20%。  新加坡的组屋政策是从欧洲学来的,起初是为了保护穷人。后来新加坡把组屋政策做成了李光耀所说的资产增值,其性质也发生变化,成为全民性质,覆盖富人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富人超过一定收入不能买。  资产增值是怎么实现呢?就是让一个家庭以折扣价买组屋,5年之后可以出售,差额归居民。这个差额很大。美国对这种差价的做法是要交给政府。新加坡则给了老百姓。

这个制度设计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组屋市场,和另一个完全的商品房市场各自封闭,他们之间不可转换,也互不流通。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不少经适房五年之后可以转成普通商品房出售,房子本身的性质变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建设的公共住房覆盖面失去了累积效应?  郑永年:这个问题不用担心。中国的住房从总体套数来看,已经不少了。但中国住房的分配不公平。如果把所有的房子都算上,现在中国人的住房实际上并不少。问题是有七八套房子的人很多。这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十年以后,人口下降,中国的房子反而会太多。  《财经国家周刊》:通过什么办法来进行调整?  郑永年: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让住房分配公平一点。中国应该采取累进税制,第一套房子收税5%,甚至免税。第二套房子收25%,第三套房子收50%,是可行的。累进的房产税会促使人们把多余的房子卖掉。现在建设公共住房的同时,其实还可以把多的房子释放出一部分,使之流向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有大量的存量房产和计划中的公租房,可以借此做一个国家性的项目,来完成中产在房产上的起步。作为一个公用事业,政府有责任去推动,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不过,房子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中国要一方面慢慢增加房地产供应,另外一方面调整政策,让有些人退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政治头脑。可以先用房地产税,然后再慢慢增加供应,否则会引起泡沫破裂。  目前,在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当中,医疗、教育和住房中,唯一可能突破的就是住房。  农民工亦可变身中产  中产阶层的社会生成机制在于,靠市场培育,靠政府保护。郑永年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尚且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都是风险。除此之外,农民工进城、十八大的收入倍增计划,均与中产阶层的扩大相关,而这些,需要专业和精细的施政措施。  《财经国家周刊》:在目前中国正进行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工是否有可能变成中产阶层?  郑永年:中国现在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三元结构,第三元是农民工。搞城乡统筹,主要还是照顾农民工二代。第二代农民工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如果在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就是新兴的产业工人。只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他们变成非农非工,所以叫做农民工,这个第三元最危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要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把他们变成城市人口,他们同时也是消费群体。  其实这个也不难。去东莞看一看,整个城市的主要人口就是他们。没了他们这个城市就死掉了。  《财经国家周刊》:只给他们户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  郑永年:非常低也没问题。收入会慢慢增加。对他们来说主要是政府提供公共住房。一些地方的公共住房也在慢慢对他们开放,只不过要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我想这个门槛会越来越低。  这也是现在就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有一点晚了。广东顺德等地方的保障房实际上也是覆盖农民工的。广东要推广这些实际上并不难,只不过没有提上日程。  《财经国家周刊》:刚结束的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你如何看待?  郑永年:收入分配改革要小心,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注意,且非常重要。很多政策口号性的东西都需要细化成操作层面的细节设计。关键是谁来做?如果抽掉了制度细节设计,就无所谓改革了。

猜想六:解决B股去向  发生概率:50%  己经完成历史使命的B股市场,由于长期没有新股发行,很难再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气”。因此,无论是价值投资还是趋势投资,都没有吸引到大资金的关注和进驻。而管理层自2001年2月B股市场对境内自然人开放以后,便再无重大举措。  其实,B股市场遗留的历史问题如何解决?有关方面早已就此作出过探讨,包括回购、换股等方式都有实施的可能性。但是十多年来,关于解决B股问题的呼声都停留在口头上,缺乏现实的契机。  国际板可能在2013年推出,或许会给B股问题的带来解决的可能,有分析人士指出,国际板推出需要解决资金募集是采用人民币还是外币形式,或者是直接发行还是发行存托凭证的形式,但无论最终管理层采用何种方式推出国际板,都将促使B股市场问题进行重新定位,B股市场去向问题或在2013年得到解决。  猜想七:创业板出现首例退市公司  发生概率:50%  此前屡闻“雷声”不见“雨点”的创业板公司退市制度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2012年4月20日,深交所正式发布修订后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从2012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资料显示,创业板终止上市的23条引发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内累计受到深交所三次公开谴责;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连续120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100万股;最近两年年末净资产为负;连续四年亏损等。其中,公开谴责指标、交易价格指标和交易量指标,为直接退市指标,中间并没有暂停上市的过渡。  尽管创业板目前还没有出现《规则》中的“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但数据显示,目前350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己经有多家出现了2010年净利润率较2009年下滑。2011年较2010年的下滑情形,当中又多家2012年三季报净利润率同比又出现下降。从相关公司业绩下降的速度来看,2013年很大可能会出现首家创业板退市公司。  猜想八:最高上挑2750  发生概率:60%  券商研究所在每年年终的策略报告中都会对来年指数的可能运行区间进行预测,大多数券商认为2013年股指运行区间为1850-2450点附近。  从各大券商发布的2013年投资策略来看,至少有3家认为2012年A股的高位会去到2500点或以上。其中最为乐观的是高华证券,其策略分析师孙贤兵表示,目前中国沪深300(2383.913,2.70,0.11%)估值水平处在历史低位,横向同国际比较也处个低位。他判断,2013年年中A股目标点位2600点,年末2750点。而看高至2700点还有国盛证券.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家券商外,对2013年A股市走势还有中金公司以及瑞银证券等,其中,中金公司预计,2013年第一季度随着市场流动性的改善以及经济继续维持企稳回升态势,A股有望出现一波10%-15%反弹,如果届时配合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反弹幅度可能更大一些。  猜想九:最低下探1700点  发生概率:50%  给出2013年沪指波动区间的策略报告中,绝大部分都将波动区间的下限定到2000点以下,其中,中原证券还给1700点的低点,其认为,一方面,市场需要等待估值结构风险的充分释放,这或许是漫长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另一方面,市场也在等待整个社会风险溢价率的下降,并改变目前股市资金被分流的窘境。预计2013年上证综指在1700点-2500点区间震荡。  持有相类似谨慎态度的还有华泰证券、国泰君安和申银万国等。其中,华泰证券表示,“2013年A股回落趋势仍在‘中点’而非‘终点’。”  申银万国给出2013年沪波动区间为1800-2200点,值得一提的是,申银万国在一年前对2012年进行前瞻时,当时作出的判断是“2200点至3000点”,现在看来并不靠谱。  猜想十:城镇化主题股表现突出  发生概率:70%  纵观各家券商2013年的策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大部分券商都认为城镇化将会贯穿整个2013年。其中,申银万国报告会就以“新城镇新产业”为主题,海通证券提出,明年全年将在战略布局城镇化主线。华泰证券看法相似。  国泰君安认为,“新型城镇化”和“窄周期、宽消费”将是把握2013年投资机会的关键词,投资者可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均等化、基建投资转向生态文明、自主发展的一些题材,秉持“窄周期、宽消费”的产业选择思路。  事实上,城镇化是近期被高频率提及的一个词汇,既十八大报告提到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也频频提及城镇化。(投资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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